陈红兵
编者按：2011年10月18日，第十届"觉群文化周"会在上海玉佛禅寺隆重举行。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陈红兵在文化周期间发表题为《论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的论文，从三个层面对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拓展进行相关论述。论文摘要如下：
一、佛教慈善从传统到现代到生态环保
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在当前是与佛教慈善的现代化相互关联的。本部分我们主要从佛教传统慈善的局限、佛教慈善的现代化进程、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及其与佛教传统慈善和佛教慈善的现代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但佛教传统慈善在封建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受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组织实践方面都存在自身的一些局限。因此，要适应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佛教传统慈善有必要进一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我国佛教慈善的现代化肇始于近代。其主要特征为：(1)理念从积德行善逐渐转向服务社会、奉献人群和民族国家危亡上，体现了佛教现代国民意识的觉醒；(2)在慈济对象、地域范围方面，近代佛教突破了传统上的封闭性、保守性、自养惰性，呈现出开放性、社会性特征。(3)在慈善运作程式和制度设置方面，近代佛教也体现了现代性特征。(4)在慈善主体方面，传统佛教慈善中封建地主、士绅的主体地位开始为城市工商阶层所取代。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对慈善事业需求空间的扩大，佛教慈善事业必将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是当前佛教慈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我国佛教慈善事业开始将自身的触角伸向生态环保领域。当前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主要局限于环保意识的宣传，对社会领域的生态环保事业上缺乏充分的、规模性的介入。在这方面，基督教慈善机构和民营企业家走在了前面。
佛教慈善的生态环保建设是一项与佛教慈善现代化过程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佛教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
关于佛教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我们主要从佛教传统慈善观念的内涵及其局限、向生态环保拓展的可能性、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拓展的内容和思想模式等方面进行论述。
佛教传统慈善观念包括慈悲观、布施观、因果报应说、福田观和报恩观等多方面内涵：(1)佛教视慈悲为"佛道之根本"。所谓"慈悲"，就是尽力帮助众生，让众生得到快乐；(2)"布施"是大乘佛教"六度"、"四摄"之首，是佛教济世利众、教化众生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佛教慈善内容的重要方面。(3)福田说肯定主体通过慈善行为能够培植自身福田；(4)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是佛教慈善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5)报恩说。佛教中有报三宝、父母、国土、众生四重恩之说。
佛教传统慈善观念具有自身的思想特质，由此也形成了其自身固有的优点和局限。这主要体现在，首先，许多人更注重自身的改造，这使佛教慈善也难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其次，在佛教传统慈善观念中还存在缘起无我和因果报应观念之间的矛盾，由此出发，佛教慈善观念有可能开出或涵摄现代慈善理念中的公民意识、公益精神及平等意识。另一方面，佛教又继承了印度传统宗教因果轮回观念，肯定业报轮回主体的存在。则会产生从个体自身福报功德出发的自利观念。再次，佛教对于解脱的追求，对于财富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佛教传统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在思想模式上要求立足佛教慈善传统吸收融合现代慈善理念。具体而言就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吸收融合现代慈善观念中的公民意识、公益精神和平等精神。
需要突出强调的是，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不仅要求佛教主体认识到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形势，而且应认识到当前许多自然灾害的发生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关联。
三、佛教慈善实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
本文主要从佛教生态环保宣传、佛教慈善基金会、佛商、佛教志愿者等方面探讨佛教慈善实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主要是从不同佛教主体的慈善实践进行论述。
佛教生态环保宣传是佛教慈善实践向生态环保拓展的重要方面，也是近十多年来佛教在生态环保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佛商是佛教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佛教慈善实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离不开佛商的参与。
佛教志愿者是以佛教在家信众为主体的志愿者群体，发挥佛教志愿者在生态环保建设中的作用，对于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生活方式的推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
《文物世界》 张广善
《密宗奇文物 惊现青莲寺》，2006年11月5日《太行日报》星期刊头版报头处，刊登了张治中先生的一篇短文，引起了许多媒体及相关学者的关注。一时间询问之人纷至沓来。为了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一文物，围绕该石刻所包含的信息，我研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在此谈一点有关该石刻的情况。
一、 石刻的发现
严格地说这块石刻不是去年才发现的，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有幸认识了它。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旅游业还属于起步阶段，但文物保护工作已深入开展，修缮青莲寺已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愿望，社会各界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省文物局投资做规划，国家文物局投资修古寺的护坡，民间集资改善寺内的环境，青莲寺后大殿的重建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搞修复，遗址清理是第一项工作，也就是在遗址清理时，工人们在废墟中找到了这块石头。
青莲寺后大殿重建于金泰和元年(1201年)，当时的寺名为“福岩禅院”，寺内所藏碑刻《大金泽州硖石山福岩禅院记》记载了这一过程，而保存完好并有“泰和元年”题记的六根石柱也证实了它的真实性。最为可贵的是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古青莲寺，寺额咸通八年所赐也。寺之东五里，古藏阴寺，即北齐昙始禅师之所建也。”这里提到了藏阴寺与昙始禅师，而我们发现的北齐石刻正是藏阴寺之物，为昙始禅师所造。由此可以这样推断，经“三武灭佛”，长期战乱，古藏阴寺在金代已基本被历史湮没，仅存的这块北齐石刻被当时的僧人发现并收藏在这座新修的法堂内，因此才得以留存至令。
我第一次见到这块石刻大概是1991年春夏之季，当时我陪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的柴泽俊所长到青莲寺考察。在后大殿的基址里我看到了这块石头，它侧躺在残断的墙垣里，灰头土脸，粗看像一个方形的柱础，稍加清理，它就显出了自身的魅力，独特的雕刻和明确的纪年一下子吸引了我，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青莲寺现存最早的文物。我仔细地抄录了上面的文字，最后我嘱咐管理人员，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妥善地保存起来。
2000年，我在与晋城市文管处的郭新民同志讨论一篇文章的内容时，突然想到了它，于是建议郭新民同志写一篇文章，把这块石刻介绍出去。2000年《文物世界》第6期发表了郭新民同志的文章《青莲寺发现北齐石刻造像》，文章引起了云冈石窟研究所刘建军先生的注意，从而惊动了佛教文物考古学专家罗炤先生，罗先生的造访与权威的评价，使这块1400余年的石刻身价倍增，登上了世界之最的地位。
二、 石刻的内容
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为石灰岩(青石)质地，粗看的确像一个方形的柱础。高30厘米，上边长40厘米，下边长47.5厘米，呈梯形，底面经打剥自然平整，顶上有人工修整斫砟的痕迹。不像是一个单独的物体，极像北朝石塔的一个部分。如果从石刻的雕刻与内容的重要性分析，或许是一座多层组合式石塔的主体部分。
石刻四面全有雕刻，正面为剔地起突，用高浮雕的形式雕刻了佛龛、螭首、赑屃驮碑等一佛二菩萨组合图案，极具特色。在一个仅一尺见方的平面上，正中雕有赑屃驮碑，碑首两侧的螭龙装饰具有浓厚的北朝风格，极具时代特征。碑首上部有一佛龛，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佛结跏趺坐，双手为禅定印，而在碑之两侧，为了实现画面协调完整，分别雕刻了一个与石刻几乎同高的胁侍菩萨。该碑碑面基小，文字内容为：
大齐乾明元年，岁在庚辰，/二月癸未朔八日庚寅，/藏阴寺比丘昙始/共道俗五十人等，敬造龙/华像一躯，今得成就，上/为皇帝陛下，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入萨婆若海。
短短7行64个字，却明确地记载了1400多年前，发生在青莲寺东5里古藏阴寺的一件佛事活动。时间、地点、人物，做何事，为什么，讲得明明白白，言简意赅，实为短文之典范，有点睛之妙用。
石刻的其他三面，内容是一些异域风情的社会活动场面。据大同云冈石窟研究所刘建军先生研究考证，确认雕刻的内容是《大方等陀罗尼经》中十二梦王的故事。该故事记录在《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中，经文说：“佛告文殊利，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其梦中修通能飞悬缯幡盖从此人后，见如是者，即名袒荼罗。”该描述与石刻右侧第一幅图案，一人手持幡杆，幡盖已无，持幡杆人前上方有一上身袒裸飞天，以及题字“袒荼”等是相符的，所以确定其应为“十二梦王”之一的袒荼罗故事。
刘先生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十二梦王”石刻图像考》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图文之间的关系。认为这块石刻上共计录了11个故事。分别为“袒(祖)荼”、斤提、茂持罗、乾基罗、多林罗、波林罗、禅多林罗、穷伽林罗、迦林罗、伽林罗、波林罗(毒蛇)，只缺少了一个故事情节与波林罗相似的檀林罗，并分析说或许是不大好表现内容相近的故事，因而形成的缺失。
石刻上还有另一种图案，面积甚小，那就是“礼佛图”。它们在石刻左右两侧，紧贴正面的边缘上，分上下两层，并写有人的名字，如“大襄主萨定周罢”、像主王文贵，大像主赵敬容等。
三、 石刻的价值
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其文物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诞生的时间是在距今1447年前的北齐乾明六年(560年)，它本身的经历与存在是弥足珍贵的。
其次，是在它身上所附着的历史信息。
第一它印证了藏阴寺的存在，证实了昙始禅师确有其人，以及他与藏阴寺的关系。
第二它证实了净影慧远与昙始禅师的比邻与关系。乾明六年，昙始住持藏阴寺，而慧远已是德道高僧，时年38岁，在青莲寺创业也有十年余了。
第三它记载了当时的一场佛事活动，并对活动的目的、人物以及当时佛教与社会、政府、皇帝、师僧、父母之间的互相关系都做了真实的记载。
第四它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活动、佛学研究、艺术表现与制作工艺的综合水平。
其三，它是已知佛教中密教一派存世最早的历史文物。
密教是佛教中秘密教的略称。密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仪轨和世俗信仰为其主要特征。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对古印度原始宗教所使用的咒术密法是采取排斥态度的，甚至规定他的弟子如使用咒术就是违反佛戒。
但从原始农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巫术以及后来的吠陀教、婆罗门教却在古印度有着广泛的追随者，于是在释迦牟尼去逝后，在佛教学术的形成与发展中，这些流行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医疗术、占星术、巫术、咒语等也不断地融入佛教的教义与经典中，并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教派。密教之所以称之为“秘密教”是因为其法门深奥，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与显示他人，故有“密教”或“密宗”之称。
密教有杂密与纯密之分。密教大约是在公元3世纪传入我国的，由于当时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与经典，只有一些密咒、仪轨，故被称为杂密。7世纪中叶《大日经》、《金刚顶经》的问世，遂使密教的教义逐渐完善。8世纪《大日经》、《金刚顶经》传入中国，在此之后的中国密教被称为纯密。另外在中国还有传入西藏的藏密(又称西密)和传入日本，又从日本回传中国的东秘等流传。
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上面所雕刻的“十二梦王故事”反映的是《大方等陀罗尼经》梦行分卷第三的内容，而《大方等陀罗尼经》属于印度大乘佛教密教的经典内容，所以我们说它是密教的历史文物。又因为该石刻刻石年代在公元6世纪(560年)，当时《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尚未问世，密教的教义尚未形成，因此我们说它是杂密时期的密教文物。 密教自创建以来广为流传，但有关密教的文物却极为罕见，尤其是隋唐以前的密教文物，几乎没有相关的记载。推测其原因，一是由于时代久远纸质文物很难保存，就是石刻文物能够保存下来也实属不易;二是密教的教规所致，把秘密的东西公开刊刻传播，应该是教规所不允许的。我们在青莲寺发现的北齐石刻应该说是一个例外，制作者巧妙地把经卷中的感应故事用画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雕刻在石头上，既保存了密教的文化信息，又不违背密教的教规。而这块石灰岩质地的石头细腻坚硬，又被幸运地保存在一个香火旺盛的古寺院中。于是它就必然地成为现存最早的密教历史文物了。
关于青莲寺出土的北齐石刻，由于本人对佛教考古的生疏和对佛学研究的表浅，所以很难做出更多、更详细的表述。文章中如有欠妥之处，请有关专家予以指正。但对该石刻在佛教密教文物中的重要地位，动笔前我是专门请教了我国佛教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罗炤先生的，在得到了罗先生肯定的答复后才动的笔。在此向罗先生表示感谢!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晋城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