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僧侣们在寺院里设立了放生池,供人们放生生,从而使释灵习俗深入民间。明清以来,洪云琪修改了放生仪式的规定,成立了"放生协会",并积极倡导放生。一.放生习惯的起源"。
先秦时期,孔子以舜为好生榜样,强调环境保护;孟子则强调恻隐之心,并以仁义思想启发梁惠王,《吕氏春秋·异用》、《列子·说符》等已经开创戒杀放生的风气。佛教传入汉地后,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放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商汤之所以讨伐成功,除了擅用万物之外,更懂得珍惜生灵,不让一切生命被赶尽杀绝,其治国所行仁爱之风,由“成汤解网”事迹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异用》记载: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五寨县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五寨县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成汤仁民爱物,强调放生为上合五寨县,下顺民意,仁君不忍见猎人四面布网,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三面,仅存一面;并更改祝祷词,化杀戾气为和祥之气,表现了统治者若行放生将比杀生较易获得民心。
“成汤解网”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池《戒杀放生文》仍然引用其故事。《列子·说符篇》记载了“周简子正旦放生”的故事:
五寨县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
由此可知,五寨县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风俗,但是民间放生主要是表示对生灵的恩惠,先捕生灵然后再放之,则功过难以相抵。当时,周简子听众门客劝导,将“捕物放生”的作法改为“禁民捕捉”,这是中国禁止屠钓的早期记载。
春天生物滋长,古人已有保护生物措施,《礼记·月令第六》说:“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在春天万象更新之际,切勿伐木营生、覆巢嬉戏、残害幼苗等,否则有失大地万物生存之道。
“成汤解网”和“正旦放生”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无谶译《金光明最胜王经·流水长者子品》为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五寨县,内容简录如下:
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乃求其国王,与以二十大象,暂往负水,济彼鱼命,王允其请。长者子乃及请二子,至象廄中,随意取二十大象,双从酒家多借皮囊,往决水处,以囊盛水,象负至池,泻至池中,水即弥满,还复如故。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予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忉利天。
《流水长者子品》对佛教的放生习俗具有重要的影响,如十二因缘法、诸佛菩萨圣号、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仪轨等。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情节,增进了五寨县人士对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传播。
儒家的放生思想源于恻隐之心,如“子产畜鱼”等具有影响力。所以,佛教的放生结合了儒家的号召力,能够顺利推行于民间。
南山律宗的戒四别如何解释?戒法
即泛指佛陀所制之律法,乃众生之轨范。凡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梵语upasampanna)、三聚净戒、十重戒、四十八轻戒等律法,通称戒法。盖戒系圣道之根本,因依此戒(梵语sila),得生诸禅定及灭苦之智慧,得免没溺于生死海,故为解脱途径之一,南山律宗立此为戒四别中之一者。
戒体
即戒之体性。旧译无作,新译无表。指行者受戒后,于身所生防非止恶之功能。亦即对戒法之信念与奉持戒法之意志。戒体虽由作礼乞戒等作用而生起,但发得之后,即不假造作,恒常相续,故称无作;其外相不显著,故称无表。
戒行
谓持戒之行为。受持佛陀所制之律法,能随顺戒体,动作身、口、意三业而不违法,称为戒行。南山律宗立此为戒四别之一。
戒相
谓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梵语pancasilani)、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此乃南山律宗所立戒四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