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区哪里有放生鱼的

南无阿弥陀佛。

放生为求功德、为求福报，亦是大善

为求功德，为求种种现世利益而行放生，这无可厚非，亦是大善。

然而末法时期，一些人以极端的思维，批评诽谤他人为求功德而放生，实大错也！

《地藏经》尚且劝人为亡者广做功德，存亡两利，又为何不允许他人放生做功德？更有一些人诽谤，甚至瞧不起他人为求福报而放生，佛陀尚且允许诵经念佛求现实的种种利益，你又有何资格不许他人为求福报放生？又为何不问问自己诵经念佛，布施供养，是不是还有求福报之心？！许你诵经念佛求福报，就不许他人放生求福报？还张口闭口故作高深，简直岂有此理！

他人为求功德，为私心而放生，亦是在救命。在动物眼里，救命就是硬道理！它们不会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放生，只要能救它们一命，绝对都是感激不尽

，伺机报答！而那些批评阻碍放生的人，在动物眼里又岂异于磨刀霍霍的屠夫？！本来可以得救的生灵，却因为你的批评阻碍失去生命，这笔命债你能偿还的起吗？

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弘扬佛法，令众生入佛知见比历代任何时候都更显困难！幸喜尚有放生一法，还能大行其道！不可否认，多数人刚开始放生都存在各种私心，但随着放生次数增多，对放生实质会有越来越深的体悟，各种私心会越来越微弱，而慈悲心会越来越强盛！

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放生一法，以其消业迅速，功德巨大故，对治病消灾、祈福满愿之事常能起到神秘莫测，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因如此，通过大力弘扬放生功德，普劝世人广行戒杀放生，使其先得到快速显著的现实利益，对佛法生起欢喜，再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等到机缘成熟，自然修行解脱！末法时期接引众生，还有比此更为善巧方便的方法吗？

生活就是学校

生活就是学校

这天，兼善中学举行救亡演讲会。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演讲结束后，表哥招呼我前去，说：“陶先生想找你做事。”这时，我才知道这位演讲人叫陶行知。他戴副眼睛，留着平头，不高不矮，穿套西服。先生笑盈盈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说：“到我家干活，愿不愿意呀？”我说：“我是来找学校读书的。”陶先生点点头，说：“生活就是学校。”旁坐的兼善中学校长，哈哈笑起来：“周德厚呀，陶先生是中国的大教育家！”

陶先生住家在重庆北碚火焰山公园内清凉亭。清凉亭原先是游客喝茶摆龙门阵的茶馆。陶先生用竹篱笆间隔成四间，篱笆上糊上泥，再抹上石灰，白白净净。进门是会客与吃饭的地方，旁一间是卧室，另一旁一间是书房，后一间即厨房，一架单人帆布床搭在离灶二丈远的窗子下，床前搁张矮茶几，这就是我休息的地方。

我由陶先生带着看完了家庭全部设置，心里很嘀咕：大教育家住得这样拥挤？

一位很秀气的年轻女人为我铺好了床。陶先生指着介绍：“她是我内当家，你叫吴先生好了。”原来她就是陶夫人吴树琴。

中午吃饭，陶先生对我说：“每天上午，去公园门口的邮政局取报纸和信件；下午，去正街书店买书和拿书；再就是帮我给人送信。晚饭后读报纸让我们听；早晨写头一天所做的事。这就是一天的功课。你懂了吗？”我说人生地不熟。吴先生笑了：“老夫子会教的。”原来陶先生又叫老夫子。

陶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不懂先想后问，问了还不懂，再想再问。只要会做了，就算懂了。但是要尽量做好，就要再想，又会遇上不懂，就要再问。”接着，带我去了邮政局，去了北碚正街“五月书店”，去了公园右侧“松鹤饭店”，去了民生轮船公司北碚码头，等等地方。

每到一处，陶先生要把在这里需办的事情，边讲，边看着让我做，直到我心中有底了，才去下个地方。比如，在邮政局，把该取的报纸、刊物、信件、汇款单取了，陶先生叫我把他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收领备忘簿》，翻开摊在柜台上，由我清点、分类邮件，并让邮政局工作人员一一填好写在《备忘簿》上。完了，陶先生告诫我，不要忘了看发邮件人的签名和日期。而陶先生投寄的邮件，则由我亲笔填写在也是由陶先生亲笔写好封面的《邮件发寄备忘簿》上，自然是我的签名和日期；不过，那簿子是存在邮局的。这很要费些时间。但是，陶先生没有一点点厌烦情绪。

有个30多岁，总是穿着长衫的办事员对我说：“陶先生到底不愧为名人，他做的大事，我等看不见，而像这些小事，却办得如此认认真真。我等端人家饭碗的人，免去了多少受冤枉气的事。”

到月底最后一天，陶先生把《收》、《发》两种簿子收回存下，另换新的再继续下去。

记得有天在吃夜饭的桌上，我把邮政局办事员的话转告了陶先生。吴先生说：“老夫子目的是‘备忘’，是利己，想不到还助了人。”陶先生停住了筷子，沉思起来，隔了好大一阵子，才说：“细小尚且使人受益，可见社会需要帮助的地方太多了。”

陶先生和吴先生像兄妹。陶先生出门，吴先生把两样必备的物件：皮包、文明棍，送到他手中；陶先生跨出门时，总站一会儿，掉头向门内看看，说：“想想今天我不在家，你单独还要做什么事？”甚至还启发我帮着想。陶先生回来，宽衣呀，接皮包呀，放文明棍呀，都由吴先生操劳。我曾主动帮做侍侯的事。吴先生摆手，说：“陶先生有陶先生的性格，我有我的性格，我俩的性格恰恰好互相调节，很是融洽。我受益于他，他帮助于我，这不是劳累，是幸福。别人体验不到，即便你帮助了，也尽心诚意，我们接受起很勉强，你也不是滋味。”

陶全由吴先生操办，买菜、洗碗、抹桌等等。吴先生都不允许我插手。有时我感到让有身份的人服侍一个小伙计实悖情理，不免与陶先生一同出门的路上，表示出愧疚。陶先生严肃的说：“我家连你三口，各司其职，各显其能，个个都相互受益，人人都天天进步。我搞几十年教育，就是要使社会变成我家庭的样子。”当时，对陶先生的话，是不太懂的。几十年之后到垂垂老矣的今天，方悟出了些道理。

陶先生没有烟、酒嗜好。有段时间，陶师母身体不大好，带刺激性的味道闻了，更增添不舒服。若来客抽烟，或由我陪吴先生到公园散步，或陶先生约对方出门。总而言之，尽量让清凉亭内空气净化。就这件事情，我对陶先生表示了景仰之情。陶先生却大不以为然，问了我读过“孔孟”的书没有？接着说:“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先，已经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格。我只是做了件“板凳打调坐”的事。”陶先生还背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古人警句，来告诫我。有时，还会用笔当着我的面，在纸上边写边圈点，我诺诺不已，陶先生更是孜孜不倦。

陶先生，每天必记《行知备忘》。他在书房正墙上写有：“办事有先有后，做起有易有难，一天计划安排，临时还需调整”的字幅贴着。

后来，在陶先生的帮助下，又帮我寻到一所学校，继续我的学业。

本文摘编自《红岩春秋》2004年第3期中《我在陶行知家干活》一文（周德厚讲述、黄文轩整理）

后附：陶行知先生简介

陶行知(1891—1946年)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891年生于安徽省。

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

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主张教学合一。

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学说，集中了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思想精华，内涵宏富，论述精当。陶行知逝世时，宋庆龄称他是“万世师表”。他学识丰富,人格高尚，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是人民教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