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椎病是办公室一族的通病，对于办公室一族来说，颈椎病已经成了一种职业病，所以办公一族要做好颈椎病的预防，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颈椎病的五大信号。
信号1：视力障碍
专家介绍，有些颈椎病患者可出现视力下降、眼胀痛、怕光、流泪、瞳孔不等大甚至视野缩小等症状。这是由颈椎病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及大脑枕叶视觉中枢缺血造成的。
信号2：吞咽障碍
专家表示，有些颈椎病患者可出现吞咽时喉咙内有梗阻感或食管内有异物感等症状。这是由于颈椎前缘的骨质直接压迫到了食管的后壁，或是由颈椎病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导致的食管痉挛(或过度松弛)造成的。此类患者还可伴有恶心、呕吐、声音嘶哑、干咳和胸闷等症状。
信号3：血压不稳定
有一些颈椎病患者常出现血压增高或降低的症状(以血压增高较为常见，故又叫颈性高血压)。这是由颈椎病引起的椎基底动脉供血失常和交感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
信号4：颈心综合征
专家指出，有些颈椎病患者可出现心前区疼痛、胸闷等症状及心电图上可有早搏、ST段改变等表现，临床上将这种情况叫做颈心综合征。颈心综合征的出现是颈椎发生病变后刺激和压迫颈背神经造成的。
信号5：眩晕
一些颈椎病患者常因突然扭头而感到眩晕甚至猝然倒地。但此类患者在倒地后能很快地清醒并站立起来，不伴有意识障碍，事后也没有明显的后遗症。这是由于颈椎的增生性改变压迫到了患者的椎动脉，使其出现了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此类患者可伴有头痛、恶心、呕吐和出汗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
办公一族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则需警惕颈椎病的侵袭，应及时就诊治疗，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印度中天竺为世界和佛教中心的观念产生与改变新探——谭世宝本文要探讨的论题，是前人鲜有注意而遑论全面研究的。直到最近，台湾大学历史系周伯戡教授才对有关的问题提出如下看法：
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只有Tansen Sen企图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宗教历史现象，何以汉地在第五世纪以前为一佛教边地，在唐朝时转化成佛教中心。他以为这是下列四个因素而造成：唐初王玄策对北印度的用兵，国际贸易，武则天的崇佛，菩萨在唐朝的在地化。在佛教眼里，“边地”系指一个地方，此处佛法难以传布，此处的人难以理解佛法。“中心”，根据佛教自身的词汇，称之为“中国”，指的是恒河流域佛陀出生、出家、弘法、入灭的区域。然而，汉地在第六世纪中以后，为不折不扣的佛教“中国”。在此地出现的各种佛教教义系统的解释，如天台、华严、禅宗等，伴同日本、朝鲜留学僧至华学习而把汉传佛教传至汉文文化圈的周边。我以为早在第六世纪初的汉地，已形成广大亚洲佛教文明圈的佛教中心。
两组地理的观念与一项历史事件将被特别提出来观察。这两组的地理观念：佛教的“中国”与边地，中国本身和首都相连的文化中心观。一项历史事实，昙曜在446年北魏太武帝毁佛后对佛教的重建。前者将探索佛教中国如何从一指涉恒河平原的地理名词转化成佛国净土的宗教超越象征；同时边地被转化成人在轮回中一大不幸的往生场所。因此僧侣推崇皇帝与其统治的中心，把佛教的“中国”观与中国自身的“中国”观相互结合在一起。这种佛教“中国”观的转化与中国“中国”观的结合，终而使汉地从佛教边地转化成佛教中心。这种转化我将透过一项历史事件说明。当452年北魏文成帝即位，昙曜借着与王权结合，重建佛教（453—483左右），他在首都平城开五窟，以天子身为佛身，立三世佛；以僧侣在华北乡邑强化教化活动。引入法灭思想大力推动佛教内部智识（intellectual）与虔敬（devotional）活动[1]。
笔者认为,上述著作论文只触及有关问题的较后和较小部分事实的现象和原因,因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Tansen Sen的书所列举唐代的“四个因素”在中国固然已是太晚的结果，而周伯戡所列举较早的北魏文成帝时昙曜的一些作为，也是佛教的中心早已从印度转移到中亚等国再转移到中国之后的结果。而且两者都是片面地只论及中国方面较后和较小部分事实的现象和原因，完全忽视更本源和更上游的印度西域等国方面的有关事实的现象和原因。对有关问题的因果之全面探讨,其实要涉及时期更长远和地域更广大的古代亚洲各国政治宗教文化关系史,必须作更加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故本文试作如下几点分析，力求对有关本论对象的起因及结果的一系列基本环节作较全面清晰的论述。
本文首先要厘清如下贯穿佛教史长河上中下游的两大历史过程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问题：其一，是自公元前五世纪佛教创立时起，理论和思想上的佛教的世界中心观念在印度产生，及其在本土、西域、东南亚诸国以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各国的传播变化过程；其二，是现实中的佛教的世界中心从印度向中国的转移事实及其被人们了解认知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历史问题既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互相关联和影响，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相对独立的互相矛盾的发展变化。具言之，就是印度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发展及其中心的转移衰落灭亡过程，决定了佛教为印度的宗教世界中心以及印度为佛教的世界中心的思想观念，在印度本土的兴起发展及转移衰亡过程。而中国佛教界的少数极为优异的先知先觉者，对现实中的佛教的世界中心，从印度向其邻近国家再向中国转移的实际情况之逐步了解和认知，则是在有关事实发生之后好几百年才开始的。这是因为中印两国的交通是在西汉通西域（约前二世纪末至前一世纪中）之后才开始，距离佛教在印度中天竺国的创立（约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已过四五百年。而且为正史记载的佛经始传中国，现只知为《三国志·东夷传》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又现知可信的佛经汉译，则始于东汉桓、灵间（二世纪中）[2]的安息国高僧安世高。自此之后至两晋十六国时期约三百多年间，主要由安息、月氏（支）、康居、于阗等中亚西域国家的胡僧不断传译的佛教经典及相关的佛教事业在中国南北各地的全面盛传发展，使中国实际上已成为超越北印度及中亚等国的后起佛教中心。但是，由于这种传播长期基本上是单向的，只有中亚及印度等国人来中国传播经教，而没有中国人去中亚及印度等国学习取经，所以，如下事实是两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广大的佛教徒一无所知的：佛教的中天竺中心随着孔雀王朝阿育王（前273—前232）死后急剧衰亡,而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至三世纪由中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定都富楼沙（位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一度是佛教的新中心。另外，约与贵霜同时的安息、康居等国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重镇。这就是汉晋时期向中国传播佛教者多来自这些国家的原因。由于不知这些国家与印度佛教及其它宗教的兴衰变化关系，源自佛教在中天竺国兴盛时期的中天竺迦毗罗卫国为世界以及佛教的永恒中心之论，虽然既不合佛理，也不合史实，但却一直在汉译佛典中长期流传，而无人提出可以否定之证据理论。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佛教界很迟才有人为了解开对汉译佛典存在的种种疑难问题，开始了前赴后继地西行至印度考察佛国真相和学习求取真经妙法的行动。
目前所知中国佛教人士去西域和印度而又能成功回国并将西域和印度诸国情况向国人详细报告者，以东晋时高僧法显为始。其由西域赴印，再经南海回国（399—416）后，撰出《佛游天竺国记》[3]传世，为国人了解认识西域、印度乃至南海诸国的情况，提供了可作信史的最初人证和书证。其后有后秦时高僧智猛去中天竺回国（404—424）并撰了《游行外国传》、北魏太武帝时（424—451）高僧道荣（或作药）至北印度回国并撰了《传》[4]、北魏末宋云至北印度回国（518—522）后撰出了《行纪》[5]，佛教中心已由中天竺移至北印度的乌苌、乾陀罗两国，并最后移至北魏为代表的中国之事实和观念，才有了可作信史的人证和书证。至唐玄奘成功赴印及回国（627—645）撰出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传世，才再次为中国不仅为当时东方世界的最强国，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佛国和佛教中心提供了权威而全面的信史证据。因此，其时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张说为之制《大唐西域记序》宣称：“太宗文皇帝金轮纂御，宝位居尊。”[6]此后，才有发起全国性佛教革命的南禅祖师慧能，创造性地发展和确立了相传是由南天竺菩提达摩传来的教外别传的新禅宗，现身说法地明确宣告不用去印度求法学佛，中国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南禅的理论和实践立地成佛。同时，还有武则天根据佛教经论所说的只有金轮王可以统管四大洲之说，正式自加尊号宣告自己是“金轮圣神皇帝”[7]。以上的实际言行和结果，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表明当时的大唐或大周的中国，是东起日本、西至印度的广大地区的最强大的中心。
综上所述，可知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过程与其在异国尤其是中国的传播兴起过程，是薪尽火传的漫长接力传递交替过程。可以更具体譬喻说，佛教东传的主要路线之一，是其火炬不断接力传递到中亚各国，中亚各国人将印度的火炬点燃了他们的火堆，再将印度的火炬连同他们添加的各种火炬再不断接力传递到中国各地。中国人也是不断用自己添加火炬伴随外来的火炬传送的。当中国唐朝尤其是慧能发起佛教革命以后，完全用本土的薪柴将佛教之火越烧越红火旺盛之时,也就是在印度西域早已衰竭的佛教之火逐渐薪尽熄灭之际。但是，就像很多极为遥远的星球在其自身早已消灭了若干光年之后，其星光才到达地球而一直为地球人所仰见，中天竺迦毗罗卫国的佛国之光，在其自身已消逝数百年之后才为中国的佛徒长期所见所仰，此中道理是相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