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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济寺初名西刘村寺，创建于宋朝末年。据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大学士万安所撰《弘慈广济寺碑铭》记载：都城内西大市街北，有古刹废址，相传为西刘村寺。另清初余宾硕所作《喜云慧大师传》中称：“按宋末有两刘家村，在西者为西刘家村。村人刘望云。自谓天台刘真人裔孙，得炼气法。一日，有僧号且住者过之，望云出迎，求其说法。因为之建寺，曰西刘村寺。”这就是史书上关于广济寺缘起的记载。元朝时，西刘村寺改称报恩洪济寺，元朝末年毁于战火。
2、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村民耕地时，发掘出陶制佛像、供器、石龟及石柱顶等物，才知是古刹遗址。天顺（1457-1464年)初年，山西僧人普慧、圆洪等法师云游至此，在这里募集资金，于废址上重建寺庙。在当时掌管皇帝冠服的尚衣监廖屏的资助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营造了一座庄严佛刹。廖屏还将此事奏闻宪宗皇帝，请赐寺名，明宪宗于成化二年(1466年)下诏命名为“弘慈广济寺”。
3、这以后，广济寺僧人不断进行修复工作，到成化二十年(1484年)才算全部完工，次第建成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士殿、伽蓝殿、祖师殿、钟鼓楼、斋堂、禅堂、方丈室、僧舍等，巍峨壮观，富丽辉煌。
4、清朝初年，恒明法师将广济寺改为律宗道场，在此设立戒坛，开坛传戒。从清顺治五年(1648年)起，还请玉光律师在寺内开堂传成，历时十三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世祖曾游历广济寺。清朝政府对广济寺十分关注，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但基本保持着明朝重修的布局。清朝末年，道阶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在寺中兴办了弘慈佛学院，学僧逾百人。当时，广济寺在京都还拥有几个下院，在北海西面有柏林寺(现为北京图书馆分馆)，德胜门内有莲花寺，后海有广化寺，西直门内有弥勒院，龙须沟有龙泉寺等，盛极一时。
5、1931年，广济寺不慎失火，主要殿堂焚烧殆尽。1935年，住持现明法师在吴佩孚等人的资助下，按明朝格局进行重修，建筑规模比以前更加壮观。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进行了全面维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广济寺。
7、1972年和1976年，广济寺进行了两次维修。今天的广济寺，在佛像的安奉和经典文物的收藏方面，在法器的陈设和寺院的布置与管理方面，都远胜前代。使古老的寺院更加多彩多姿，引人入胜。
8、八字叫命。俗话说：一命2运三风水4积阴德五读书。读书在过去才出人头地，这里指事业吧。就是你命上合不来，但是后边的全是满分，也能愉快一生。可是还有句，手不溜，怨袄袖。你后边全不顺的时候，你总要找的原因啊。大众心态，不担责，这事不赖我。八字是用干支纪年纪月、日、时辰。刚好八个字，总黄帝时代，一直未断绝。所以由它积累下预测学也很有道理。看八字结合面相，可以断个相当准。合八字，在过去说媒，是先知道年龄。知道生肖；基本断的定生肖，生肖不合的不会答应婚事，生肖合适的或者佳配的才见面下，走剩下的程序。开八字是个流程（会亲家）：男方（婆母）与媒人去女方家说辞（想早点抱孙子啊，太喜欢这女孩，想要个女儿带着下），女方（岳母）说辞：舍不得女儿呀，再带一年（那就是亲家你明年再来），但是要是同意出嫁，就开出女孩八字（写到红纸上）。然后男方找先生合八字，这个时候其实是选日子，哪个日子可以调和两个人的八字。
9、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50万年以前,北京城所在的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了。从古至今，各种原始宗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北京繁衍和发展，外来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亦相继在北京地区传播，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体系的北京宗教文化。
10、从北京宗教文化的特征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即历史传承性、吸纳包容性、多元共存性、中心引领性和宗教文化民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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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传承性
2、道教自东汉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是太平道活动的主要区域。北魏时期统治者以道教为国教，始建于唐朝的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第一座道观。金元明清时期，道教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从东晋十六国时起，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北京是五朝帝都，先后经历了34位皇帝。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历朝帝王大多推崇佛教，京城敕建的寺庙比比皆是。基督宗教从唐朝至明末清初曾三度传入中国，但都未能取得长足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与殖民者结伴而来，靠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传播。随着基督宗教在北京的传播，北京基督宗教文化逐步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宋辽时期传入北京。元明清时期，北京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形成。
3、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长期演进中，形成了一条完整清晰的发展脉络，并且有着自己的演进历程和规律。所以说，历史传承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
4、吸纳包容性
5、外来宗教都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三武一宗法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融合的历史流变中，也蕴含着对立、争辩，乃至冲突。正如有的学者分析说：“当冲突超出理论争辩的范围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限佛、灭佛和兴佛的运动。”佛教与中国儒家、道教“冲突的结果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碰撞中各自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三教冲突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的过程”。佛教在中国所遭遇的这几次法难，都没有波及北京地区，所以北京地区在历次法难中，反而成为佛教的“避风港”，赢得了发展的契机。
6、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几经波折。基督宗教在唐朝和元朝曾经传入中国，但未能立足。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中国，并且在建堂宣教事业上取了一定进展，而且步入了中国上层社会。但是由于“礼仪之争”引发的百年禁教，导致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又一次中断。直到近代，基督宗教才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庇护下立住脚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掀起“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天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才逐渐摆脱了“洋教”的称号，为中国人民和社会所吸纳。从上述佛教、基督宗教的传播历程来看，也有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经过了一个彼此吸纳与融合的过程。
7、因此，吸纳包容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之一。
8、多元共存性
9、北京宗教文化的多元共存性的特征，早在元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蒙古贵族在宗教信仰上实行承认现状和兼容并包的政策，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以及其他信仰都给予宽容，形成元代宗教文化多元并存、同时发展的局面。”
10、如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北京都有数量众多的信众和活动场所。北京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100多处，拥有宗教信仰者50多万，以2000年北京市人口9万左右来计算，宗教信仰者约占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