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生鱼卵可以成活吗
1、每年农历正月新春之际，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打鬼”的日子。中午时分，雍和宫里鼓乐齐鸣，“打鬼”仪式开始。僧人们敲着锣鼓、吹着长号，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着面具在台上跳舞。京城的百姓和游人纷至沓来，争睹这一独特的宗教活动，现场十分热闹。
2、“打鬼”是京城百姓的俗称，通常称作“法舞”，学名为“金刚驱魔神舞”，藏语称“羌姆”，蒙古语称“布扎克”。它是在西藏土风舞的基础上，吸取了藏传佛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些形式，而形成的一种藏传佛教密乘仪式舞蹈。法舞有独特的面具、服饰、乐曲和舞蹈程式，音乐抑扬浑厚，舞姿酣畅淋漓，富有极强的震撼力。它把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与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3、跳法舞的风俗年代久远。公元8世纪初，印度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入藏弘法，倡建桑耶寺，教授藏族弟子学习翻译之学。从那时起，法舞即在雪域弘传。至公元15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牟尼神变伏魔，弘扬佛法，保护众生平安，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将原黑衣舞改编完善后成为祈愿法会的一大仪式，并延续下来。明朝末年，法舞传到北京。到清代，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跳法舞。皇宫正殿每年举行这一仪式，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这样描述：每年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驱除邪恶，祈愿天下太平。
4、那时，雍和宫法舞的扮饰者除了本寺僧人，还有从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中挑选出来的僧人。每年大愿祈祷法会前，由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行文“喇嘛印务处”，再通知各寺院派僧人到雍和宫练习跳法舞，名曰“过排”。法舞共跳三日：第一日“排练”，第二日为正式跳法舞日，第三日是“绕寺”日。每逢跳法舞日，雍和宫内外人山人海，“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雍和宫牌楼前卖糖葫芦、风车以及京味小吃的比比皆是，叫卖声此起彼伏。清代时，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例演这种大型宗教乐舞，只是日期不同，故当时京城流传着“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打鬼”的说法。自嘉庆年以后，北京只有皇宫中正殿、雍和宫、黄寺、黑寺等寺院跳法舞。
5、20世纪50年代，雍和宫跳法舞的规模相当大。后来，法舞一度中断，1987年，雍和宫在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同时恢复了金刚驱魔神舞，使得“法舞”这一古老的宗教舞蹈重现雍和宫。如今的雍和宫法舞，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外，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祈祷幸福”的新含义。作为大型佛教乐舞，受到广大僧俗的喜爱。
6、每至跳法舞的日子，红墙黄瓦的雍和宫门前悬挂着大幅唐卡，院内搭起舞台，上铺红色地毯。台下熙熙攘攘，挤满了游客，等着一睹法舞的风采。舞台前方，放置着用大红纸和高粱秸糊制的三角架，上有骷髅模型和风、火图饰。此架称“巴凌”，藏语称“朵玛”，待舞蹈结束后，向邪祟抛掷朵玛咒时用。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立于舞台四隅。布袋僧和六名小童至台前坐定，形成六子戏弥勒造型。他们头戴各式面具，身着五色绣花缎袍，肩披五色缎云肩，胸前披挂骨制璎珞，足着厚底青缎靴，手执法器，为了驱除魔障和人世间的烦恼而尽兴狂舞。具体分为黑帽度母舞献神饮、阿杂日、骷髅面具、地狱主、尸陀林主、牛鹿面神六幕。
7、跳法舞时，要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随着鼓、钹、号等法器的节拍，跳着抑扬进退、疾徐有序的舞蹈。关于法舞的动作，有严格的要求：“上身犹如狮子，腰部如盘绕，关节像幻轮，肌肉当放松，血脉似沸腾，举止应尊严，作舞亦缓慢，膝盖要弯曲，骨骼现安乐，皆勇显威猛。”“跳怖畏之舞时，不应挥舞过重；作尊严柔和之舞时，不宜双目紧闭；作快乐之舞时，不应显露急促；作轻松慢舞时，不宜动作过于懈怠；作妩媚之舞时，动作不宜变化过重。”舞毕，抛掷除祟朵玛咒，俗称“送祟”。鼓乐声中，众僧路经长长的甬道至牌楼院，那里已准备好以干高粱秸搭起的柴堆。但见住持带领众僧诵经，随后，将巴凌尖端对外，投入点燃的熊熊烈火中，意为将摄受的“我执”投入火中燃烧，使之达到圆融无碍的大自在境地，以祈愿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8、之后，僧人陆续归来，在代表佛的世界的曼达前，在盛满甘果的铜盘前诵经。这些甘果可称为胜利果。诵经毕，僧人将甘果分发给游人信众，得到甘果被认为是一种福分。
9、次日凌晨，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雍和宫的绕寺活动开始了。绕寺，又称弥勒转寺日，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祟，使人间的每片土地、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
10、法舞的面具揭示了人世间的美好与丑恶，使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直观表现，受到人们的喜爱。可以说，每尊面具都蕴涵着一定的精神力量。所谓邪祟，主要指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恶念，包括贪、瞋、痴等烦恼。从佛教义理来讲，舞蹈本身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提行。跳法舞者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眷属的身份，消灭魔障，弘法利生，表现出僧众禳除邪恶，祝福天下太平、百姓吉祥幸福的心愿。
二、放生膳鱼的好处
1、北京地区作为唐代以前的中国北方重镇和辽金以来的国家都城，其石刻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广泛，数量众多，其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700年间，作为“京师”即皇朝都城的石刻文化遗存，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其内涵博大、形制壮伟、制作精美，居于全国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北京石刻艺术馆新推出的“北京石刻文化展”共分为三部分：北京石刻文化、北京石刻精品、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2、北京石刻文化展，按石刻学的分类法，将展品分为石雕与石刻两大部分，即“北京地区的石雕艺术”和“不朽的史书，文献的宝藏——文字载体石刻”。石雕部分包括：中国传统石雕艺术品、陵墓石雕、建筑石雕、宗教石雕和园林、庭院装饰石雕五个部分。石刻包括：摩崖、碑碣、墓志、刻经、联匾和书法刻石六个部分。共展出石刻文物38件、拓片55张、图片133张。
3、1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
4、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品，既融入了我国古代的传统艺术风格，又融入了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在开发、建设北京的历史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石雕艺术品，明清帝王的宫殿、坛庙、陵墓、园囿等处，集中了大批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石雕艺术杰作。
5、在展览的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通常采用的雕刻手法，即线刻、浮雕、圆雕、透雕法。展览还通过唐代《王道墓志》、《郭君墓志》、《阳氏墓志》拓片、明代太监王振画像碑拓本、《九莲菩萨画像碑》拓本、东汉秦君神道柱浮雕、辽《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碑首浮雕、金代帝陵石栏板浮雕图片、元代石羊、石虎等实物为代表的一批石雕艺术品，引导观众认识这些雕刻技法在现实生活中、在艺术品表现力中的作用。如，墓志上的装饰花纹一般为线刻，代表纹饰有卷草纹、云纹、宝相花和十二生肖等。
6、陵墓石刻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包括地面的“神道石雕”——石牌坊、石柱和石像生，即象征着帝王生前威仪的仪仗卫队，也包括墓室内建筑装饰石雕。在陵墓前设置石雕，最早起源于西汉，到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中国古代多层次的信仰结构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产生了特有的丧葬观念、持久的厚葬传统和繁缛的丧葬礼仪，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石雕文化的重要特点。展览以历代帝王陵墓石雕图片为背景，突出介绍北京明代十三陵神道石雕群、清代东陵(顺治帝孝陵)神道石雕群和明清陵墓地宫中石雕艺术品。从这些代表作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石雕艺术发展的鲜明特色。
7、石雕艺术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宗教石雕，包括造像(摩崖造像、单体造像)、经幢、浮雕等。宗教石刻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北京石刻文化展》着重展示北京地区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石雕艺术品，并以佛教石雕为重点，展出金代房山白水寺石佛(主佛高560cm)、唐代宋小儿造金刚经碑碑首、金代昌平黑山寨经幢、元代石景山区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雕、明代凤凰岭石窟造像、明代白云观老君坐像以及房山石经早期刻经地点之一的隋代万佛堂孔水洞摩崖造像等图片。其中房山“万菩萨法会图”长达238米，高24米，由31块长方形汉白玉浮雕组成，造型生动，雕工细腻，是唐代浮雕艺术的佼佼者。
8、佛教造像在我国最早见于东汉，佛教于西汉末至东晋初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早期中国的佛教造像受希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造像之风，自北朝至唐代中叶为最盛，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作品。在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造像的传统风格中融入了浓厚的地区色彩。如北齐天统五年(公元569年)潘景晖造像，北齐天保十年(公元559潘景晖造像年)文海珍妻周双仁等造像，碑额皆为六条交龙，躯体丰厚，肩宽胸挺，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
9、展出的石雕艺术品还有建筑石雕、园林庭院装饰石雕，这些作品更具浓郁的北京地方生活气息，有皇家园林建筑雕花栏板、水曲流殇，也有百姓人家造型各异的石狮、门墩等。
10、2北京地区的文字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