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放生吉日,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践行

时间:2022-11-06 11:03       来源: 未知

历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前进的号角吹出了更为强劲的音符,科学昌明发达,技术突飞猛进,社会财富急剧增长,思想文化日趋自由。但是,人类文明的前进必然要付出相应沉重的代价。科学技术研究的深入引起了人伦道德问题的大讨论:克隆人的行为道德吗?基因研究成果将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是人类精神文明提升的助推剂还是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罪魁祸首?思想文明的极度自由能否作为人类精神的缓释剂而最终造福人类?等等,等等,成为困扰人类的艰难课题,而由此带来的诸如:生化武器的制造、克隆人的研制、恐怖战争、地区磨擦、种族冲突、邪教肆虐、强权政治等后果,严重影响了人类健康发展的进程,极大地威胁着人类世界的安全与稳定。面对着如此严峻的情势,佛教徒理应高举“人间佛教”的理论大旗,发扬“立足世间修菩萨行,奉献社会成菩提果”的大乘佛教精神,努力践行“人间佛教”。作为经济条件比较稳定、信徒需求层次复杂、僧团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都市寺院,在践行人间佛教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在人间佛教的践行形式上独辟蹊径,大有作为。


一、都市寺院的独特优势


毋庸讳言,与山林寺院相比,都市寺院具有一定的弘法优势,这种优势具体体现在:


1、都市寺院的传统优势。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上海等新兴都市的崛起,
中国城市化进程迈出了新的步伐。中国近现代佛教在都市环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与近现代政治、经济观念相结合的、与都市生活、伦理规范相融合的、以都市寺院为主体的都市佛教新形式。都市寺院以城市平民为基本信众,以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阶层为主干,以具有远见卓识、影响巨大的高僧大德为领袖;依托于开放的、社会意识活跃的城市氛围,倡导人间佛教,注重佛教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拓展,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近代以来,都市寺院一改明清之际只重经忏、淡漠弘法的陋习,法筵常开不衰,对广大教徒进行对机入理的教化,并因此而带动在家信徒佛教理论及信仰水平的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广大佛教徒自觉成为国家的守法公民,都市寺院在发展过程中主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寺院带领的四众弟子更是自觉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改变传统佛教形式中落后于时代的成分,努力发掘佛教思想中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众生的内涵,为人间佛教的发展探索新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佛教界经历了人员平反、庙产落实、寺庙修建、人才培养、新老交替、年轻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佛教重又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寺庙的弘法力度不断加大,各地纷纷兴办佛学院、培训班、研究所,以培养适合不同层次需要的人才。佛教类报刊、杂志相继创办,据不完全统计,几近四十余种,进一步丰富了弘法利生的手段。讲经法会、星期佛学讲座、佛学研究及修行兴趣小组,在都市信徒中颇受欢迎。信徒的信仰结构正发生着较大幅度的改变,知识层次、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年轻化、知识化、学术化的信徒队伍正在逐步壮大。(参见:释索《都市佛教的信仰结构与活动特点》,《觉群》第九期)。国家宗教政策的稳定,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信徒爱国爱教的热情,国家鼓励宗教徒“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开展宗教事务的政策,为宗教保持自身品格,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2、都市寺院的经济优势。
国家推行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基本解决了主要依靠信徒布施和捐赠维持生存的寺庙的经济来源,寺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一切为信徒服务的工作,寺庙成为凝聚信徒向心力的重要场所,寺庙可以借助自己在信徒中的神圣性地位,教育并带动广大信徒树立“奉献人生,服务社会,立足世间,行菩萨道”的思想,从而确立佛教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对都市寺院而言,接受捐赠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经济来源,都市寺院的自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经济运营机制的好坏,所以都市寺院的自养必须面对如何运用好市场经济的运转模式这一全新的课题。以上海为例,近几年来,上海佛教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借上海经济腾飞的东风,创办了一系列经济实体,各寺院的法物流通处、素斋部等也依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试行岗位责任制、租赁制、承包制、目标管理制,引进竞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都市寺院弘法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都市寺院的人文优势。
都市寺院所处的人文环境也是非常独特的。都市往往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都市文化始终是社会文化的前沿,是社会文化的主流。生存于这种氛围下的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无疑较高,他们接受佛法的途径非常广泛,对佛法的领悟水平极高,为满足都市信徒的需要,都市寺院必然要以相对较高的弘法手段及切合实际的佛法理论进行教化。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尽管大都具有深山潜修的经历,但是在其修行有所成就后往往会重返都市化导众生。这就为都市寺院人文基础的积聚提供了可能。化导者与受化导者相互促进、相互激荡,为都市寺院人文环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都市信徒的素质优势。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积虑的培育和造就,佛教界尤其是都市寺院中“青黄不接”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年轻一代的僧侣和居士已基本担当起佛教的领导重任,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专业化是他们的基本特色,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是他们内蕴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崛起应该是未来佛教发展的希望,崭新的良性循环机制将会重新运转起来。
就普通信徒而言,其文化程度普遍提高,与过去佛教徒中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相比,有着明显的提高,他们在宗教活动中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大。文化素质较高、社会阶层广泛、生活状况良好的城市居民已逐渐成为都市寺院的信仰主体。


二、都市寺院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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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寺院的独特优势也不是永恒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市寺院也会不断迎来新的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面前,一切传统文化乃至一切风靡或新颖的思想都有可能陈旧过时,作为二十世纪末曾经一度为世人瞩目的佛教如何重新立足于新世纪,并确立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广大佛教徒必须为之深思的课题。都市寺院如何发掘自己的现代价值;如何对玄奥艰深的佛教教理作出符合现代思维、现代语言习惯、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切实有效的新的诠释;如何解决与现代主流思想意识之间的对话、适应;如何实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都是都市寺院也是整个佛教界无可回避的来自社会的挑战。
其次,这种挑战也来自于信徒。随着全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信徒对佛教的信仰日趋理性化、科学化,“佛学虽超然于科学,内涵许多前科学、潜科学的因素,富理性精神,但毕竟长期以一种信仰体系在封建社会中流传,从理论到制度尚未完全实现近代理性化,在方法上未免显出古旧、落后,在理论上也将会面临不断发展的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的挑战。民俗佛教、寺院佛教的那些拘泥形式、以多神崇祀为实质、以世俗利益为期求的低层次信仰,恐怕会随着人们的日益理性化而逐渐缩小其市场。”(陈兵:《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法音》,2000年第2期)。这就为都市寺院今后的弘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僧团必须为此作出新的理论探索及方式更新,以满足信徒的需求。
第三、挑战还源于僧团自身素质方面。由于文革中僧尼的断代,文革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僧尼队伍,尽管数量上不断扩大,但因把关不严,其中不具备信仰者,滥竽充数、混迹佛门者不在少数。这些人整体素质偏低,思想滞后,精神萎靡,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思想严重,甚至一些担任领导岗位的僧尼生活腐化,不守戒规,导致寺庙道风败坏、影响恶劣。部分僧尼成天忙于寺庙管理和旅游接待,放松了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宗教修持。僧尼较低的素质和水平与信徒对其较高的期望值形成的反差极大,一部分对佛教感兴趣的知识阶层人士只能徘徊在佛教的门外。同时居士的作用没有真正得到发挥,僧主俗从、僧尊俗卑的传统一直被强调,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居士力量的发展。因此,当代佛教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只能仰仗僧团素质的迅速提高。佛经中早有预言:佛教在未来终将毁败于释迦佛的不肖出家弟子手里,就象狮子身上虫食尽狮子肉。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加强僧团的自身建设已成燃眉之急,势在必行。


三、都市寺院在人间佛教践行中应有的表现


面对着来自各方的挑战,都市寺院不可能漠然视之,应该认真思索、积极应对,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信徒信仰需求、真正体现佛法精神而又行之有效的弘法模式,让人间佛教的思想光辉照彻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田。为今之计,我认为都市寺院可以在以下六个方面开展工作:
1、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佛教的发展振兴贡献力量。
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理所当然地要为当代佛教所继承和发扬。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即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注重将佛教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晋代高僧道安法师曾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论断,阐明了佛教与国家命运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不舍之链。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开始进入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兴衰历程,可以看到:佛教何时与社会政治、经济相抵触,何时就衰落;倘若互相对立,势必遭遇重创。在当前社会主义条件下,爱国爱教有其特定的内涵。爱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要在政治上与党和政府、与人民站在一道。在具体的行动上,佛教界的一切活动必须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宗旨,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唯其如此,佛教才能在爱国的基础上,求得自身事业的健康发展。历史的事实一再昭示我们,坚持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而在当前形势下,都市寺院只有坚持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立志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佛教的发展振兴贡献力量,顺应潮流,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才能焕发出盎然生机和青春活力。
2、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关爱人生,服务社会。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社会弱势人群队伍在不断扩大。尽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毕竟人口众多,国家的经济条件一时还无法提供完善的保障措施,因此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社会的资助来实现“扶贫济困”的目标。佛教历来倡导慈悲济世的大乘菩萨精神,“拔除众生痛苦,给予众生欢乐”是佛教立世的根本宗旨,因此,都市寺院在当今社会应该积极投身于慈善福利事业之中,大力兴办尊老爱老事业,以养老院、敬老院、慈济院等形式,帮助社会解决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积极参与希望工程建设,对伤残贫困儿童进行必要的资助,以使他们接受到应有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关怀;尽力资助贫困家庭的生活,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精神上鼓励和引导他们树立信心,增强改变自身境遇的勇气,从而走出困境,走向成功。都市寺院除了将自身有限的富余资金投入到社会慈善事业外,还要积极利用佛教特殊的社会影响力,为极大地改善社会弱势人群的境遇而筹措资金,从而集全社会之力,共同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
3、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特有功能,引导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感到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因而社会风气越来越复杂,精神类疾病也正呈现逐步上升的势头。这种现象很值得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佛教重在改变世道人心,促进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解决思想、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都市寺院要继续发挥其特有的化世导俗功能,努力挖掘佛教经典中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内涵,以浅显易懂、深入浅出的时代语言表达出来,开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讲座、讲经活动,让都市的广大信徒能够切实从中获得教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求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肯定,要积极探索教化人心的新途径、新方法,真正起到社会风气净化剂和精神障碍疏导器的作用,将自己融入社会,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
4、注重自身形象建设,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人品示范社会。
宗教历来以自身的纯洁性和高尚性而为世人所景仰和尊崇,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社会阶层如何复杂,佛教都不应也不能丧失这份无价的资源。毋庸讳言,当今佛教界存在的积弊不少,僧团素质良莠不齐,混迹佛门者不在少数,因而加强佛教徒的自身建设,重塑僧团的美好形象,是中国佛教的当务之急,也是都市寺院面临的严峻问题。众所周知,寺院是开展佛教活动的中心,是僧人修学实践和施行教化的场所,是佛教兴衰成败的一面镜子。因此,寺院的社会价值不应仅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壮美上,而应该着重体现在精神内涵的崇高上。寺院社会价值的实现,关键因素在于寺院的主体——僧侣。僧侣只有通过自身积极行持及如理教化去影响信众,发挥积极的利世度人的菩萨心行,从而树立起崇高的人格形象,才能充分发挥都市寺院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服务功能。培养新一代的高僧大德,引导佛教健康稳定发展,从而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人品示范社会,是包括都市寺院在内的中国佛教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佛教命脉之所系、希望之所在。
5、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促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中国佛协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对外交往”。佛教不存在民族矛盾和地区问题,佛教“和平至上”的教义又决定了它不会主动参与到各种国际纷争之中去,因此佛教有着先决的“对外交往”的条件。佛教徒理应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借助“入世”之后对外交往方面的便利,积极主动地实现与世界佛教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充当世界和平大使角色,努力完成其他界别人员所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也是佛教教义所大力倡导的基本精神。都市寺院在这方面的机会可能更多,发挥作用的余地也相对较大。
6、参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工作,共建人类地球村。
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恶性攫取日益严重,生态平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动植物惨遭灭顶之灾。工业社会的日益繁荣给人类带来的污染更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由关注人类本身到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地球。从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连年列入“世界末日”的指标。佛教的缘起理论及戒杀实践对当今的生态及环境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佛教徒可以通过大力弘扬佛教中一切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思想,诸如:从缘起缘生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开发环境、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充分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慈悲济世、戒杀护生的角度,宣扬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从少欲知足的角度,劝导人们爱惜生灵、保护环境。不仅如此,佛教界还应主动地倡导一些健康向上的文明行为以扭转社会的不良习俗,诸如:栽花种草,植树造林;文明进香,鲜花供佛;勤俭节约,乐善好施;戒杀放生,推广素食;净化心灵,美化环境等。通过上述一系列宣传教育和身体力行措施的推行,佛教界可以尽己所能,带动全社会共建健康有序的文明世界。作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都市寺院,还应为此积极筹措资金,多方位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关注人间生活,践行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和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两千五百余年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倡导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思想,以及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理论,为人间佛教清楚地写下了注脚。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更要高举人间佛教的伟大旗帜,积极参与社会各项事务,以“入世”的精神完成“出世”的事业。世间一切法皆是佛法,世间一切事悉为佛事。包括都市寺院在内的广大佛教徒应该时刻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各阶层发生的变化,认真分析产生这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时调整自己的弘化方向和方法,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真正实践佛陀提出的“随宜制教,因教立方”的教化原则,从而极大地提高弘扬佛法的效果,为人间佛教的如实践行而精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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